国债 从国王借款到理财香饽饽

本周三,2021年储蓄国债开始在全国发行。国债即国家公债,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今天的人们或许想象不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债是为战争而准备的,是交战国庞大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它帮助英国打赢了绵延百余年的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国债身上已经不再散发硝烟味道,而是转型成为一个国家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是老百姓眼中热门的投资理财产品。

政府向民众借款或发行债券以应对外部危机,是欧洲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像威尼斯、热那亚、比萨这样商业发达的城邦,经常为了争夺商路而发起战争。但是城邦的税收收入有限,政府的财力不能满足突发战争的急迫需要。怎么办呢?只有借钱一条路。如果向金融资本家直接借钱,城邦的统治者就很容易受制于人,最后即便仗打赢了,大权也可能旁落于金融资本家手中。更好的办法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向本国普通公民借钱。1174年,威尼斯为了和君士坦丁堡开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公债。

这种公债是强制性的,每个威尼斯人都必须买。但它不同于税收,因为政府承诺会赎回债券,而且债券持有人还能得到每年5%的利息收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威尼斯军队在出征前突然遭遇瘟疫,不战而败,威尼斯的统治者没能力偿还债务本金,但一直按期支付利息。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短期政府债券,演变成了长期政府债券。

政府公债的发明为欧洲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首先,每个人都是政府公债的持有人,个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高度绑定,这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和公民意识。其次,政府公债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形式。政府公债的平均回报率在5%左右,长期以来欧洲土地的地租收益率也是5%左右,即持有政府公债和拥有土地的财富收入是一样的,土地不再是唯一的财富形式。在一些反映欧洲中世纪风情的小说中,富人们的财富主要就由土地和政府公债这两部分构成。

到中世纪晚期,政府公债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走向金融市场,成为一种不错的投资品。由于一个城邦的政府公债可以在市场上被自由买卖,购买主体可以是本国公民,也可以是海外投资者,甚至是交战方的公民,因此政府公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局势。

现代意义上的国债,最早诞生于英国。它的初衷同样是为了招兵买马。在英国从偏居欧洲一隅的岛国到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的扩张道路上,国债发挥了巨大作用。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士二世的非暴力政变。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使英国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体制。次年,被推翻的詹姆士二世得到爱尔兰支持,英国与爱尔兰开战。爱尔兰战败,詹姆士二世流亡法国,英国又加入了以荷兰为首的反法大同盟,参与了长达九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英国靠什么支持这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首先是靠增税。1688年到1697年间,英国的税收增加了一倍,主要是开征了土地税,随着海外殖民地的不断增加,土地税占到当时英国政府税收的一半以上。然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烧钱程度非比寻常,仅靠税收无法保证军费需要。

于是在1692年,英国议会开始考虑以议会税收为担保进行长期借款。英国议会通过了与国债相关的法律,确保了国王的借款。与此同时,议会任命了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委员会,就以议会税收为借款利息的信用担保、举借长期借款的用途等作出调查。此长期借款自1693年起筹措,到1698年时总共借得690万英镑。至此,国债作为一种制度在英国诞生。

九年战争后,英国开始了长达百年的霸权争夺战,先后与西班牙、瑞典、法国、俄国等欧洲诸列强交手。百年来,起于欧洲的战火从大西洋烧到了西非、北美、中美、南太平洋等地。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掠夺了大量殖民地,并经历了北美独立战争和与拿破仑军队的争霸战。为应对不断激增的军费开支,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革命。

“光荣革命”之前,欧洲的国王们为了给战争融资,经常要举借大量债务,但这样的债务往往因为国王的死亡或者国王的反复无常而违约,因此人们认为,国王的信用总是靠不住的,不愿意借钱给国王。相对于生命有限的国王,议会或政府的寿命更为长久,政府作出的承诺比国王的承诺更为可信。当然,政府的承诺并不是空口承诺,而是以实实在在的税收为保证的。

1694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它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英国国债的承销和偿还。一旦政府发行国债未遂,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就会用自己的财产认购国债,然后投入到市场中。这样,政府发行的国债获得了流动性,公债二级市场也发展起来。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手中掌握着发行纸币的权利,可以让自己的风险得到对冲。

从海外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财富为政府税收提供了保障,英格兰银行这一创举使得政府的债务安排更加合理。在多重有利因素作用下,英国国债的信用度越来越高,认购者越来越多。信用度高了,利率自然越来越低,英国国债进入了良性循环模式,这为英国称霸全球奠定了雄厚的财政基础。相比之下,当时的法国、普鲁士等国家没有代议制机构,人们不信任国王。国王举债十分艰难,只得接受高利贷,而借高利贷的结果就是违约和赖账事件频发,人们更加不信任国王。

在儒家“量入为出”理念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思想影响下,中国虽然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发行过正式的政府债券。历代王朝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利用通货膨胀,宋、金、元、明等朝代都出现过滥发纸币而导致的经济混乱;二是皇帝向老百姓摊派,增加苛捐杂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就在其代表作《捕蛇者说》中抨击了统治者的这种行为。

直到晚清,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对债务特别是政府举债行为有了新的认识。鸦片战争以来,太平天国和对外作战使得清廷陷入内外交困的财政窘境中。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战争所需的军费及战后赔款使清廷背负巨额外债。仅1894年-1898年间,不包括铁路借款在内,清政府所借债务高达3.5亿两白银。后来的庚子赔款又是4.5亿两。到1902年,清廷债务余额接近8亿两银子。对于一个没有财政赤字经验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国内没有政府公债制度,清政府只能依靠从外国银行借来的钱拆东墙补西墙。以甲午战争的赔款为例,1895年《马关条约》要求中国给日本2亿两赔款。为了实现这些支付,清廷第一笔借款是从俄国与法国银行借1亿两,其中一部分作为第一期赔款,另一部分用于从日本手中“赎回”辽东半岛。第二笔借款是从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借款1亿两,支付日本的第二期赔款和第三期利息。两笔都以清朝的海关关税作质押。

为支付余下的赔款和利息,在知识分子兼商人黄思永的建议下,清廷开始仿效西方发行名为“昭信股票”的国债。名为股票,实是公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内发行政府债券。昭信股票期限20年,年息5%,目的是融资1亿两库平银。据《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记载,清廷命令官员向出借商民出示“部定章程”,杜绝官吏勒索,并针对此前借债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既不责以报效,亦不强令捐输,一律按本计利,分期归还”。为昭示诚信,1898年3月2日,户部拟定了《昭信股票详细章程》,100两面额的股票券印制了50万张,500两的印制了6万张,1000两的印制了两万张,共发行债券额度为1亿两。清廷还在户部专门设立昭信局,遴选专员负责股票发行等事务,并责成各省藩司设立昭信分局,负责各省地方股票发行,同时对股票样式、负责机构、运作方式等也做了详细规定。但由于政府公债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官员又借机牟利,昭信股票发行终以失败结束。御史徐道焜在奏折中说:“数月以来,所集之款,不过百分之一、二,而流弊有不可胜言者。”

虽然昭信股票于1898年9月以失败告终,但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名义对内发行债券的标志性事件,昭信股票发行的意义重大。它打破了天子作为神坛上最高统治者的神话,以往乾纲独断的天子被置于债务契约中,以世俗社会中的债务人身份履行债务责任。这为近代中国打破封建统治秩序,培育近代民主意识埋下了伏笔。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再次发行“爱国公债”。然而这笔公债尚未发完,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北洋政府时期曾发行“公债票”,后更名“国库证券”,但是由于当局屡屡失信,“国库证券”无法继续发行下去。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发行的政府公债主要由银行兜底承购,民众认购比例很小,募集的资金主要投向煤炭、电力、钢铁等产业,对改善国内经济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引发法币大幅贬值,财政部强令银行垫款维持公债筹资,公债发行和通货膨胀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被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为“烟雾下之通货膨胀”。全面内战爆发后,投资者的财富被当局彻底收割,政府债信丧失殆尽,国家经济与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

几乎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49年12月30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关于发行第一期公债批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国债。

之所以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首先是将其赋予了“人民胜利”的内涵,其次由于该公债的募集和偿还均以实物折合的人民币为计算标准,所以叫“折实公债”。这样是为了让公债免受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第一期公债的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斤、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此项平均市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十日公布一次。公债总额为两亿分,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分五年偿还,年息五厘,每年付息一次。这笔公债的发行是成功的,虽然总金额不大,但它在减少现钞、稳定物价、缓解新政权财政困难方面发挥了特定的作用。

1954年到1958年,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建设,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又连续五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每一期发行额为6亿元,共30亿元,主要用于156项重点工程。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于1968年完成还本付息。

1990年以来,我国国债品种有了较多创新。目前主要有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特别国债四大类型。

凭证式国债从1995年开始发行。它是由财政部发行的,有固定面值及票面利率,以纸质收款凭证记录债权债务关系的国债。凭证式国债从投资者购买之日起开始计息,可以记名、可以挂失,但不能上市流通。投资者购买凭证式国债后如需变现,可以申请提前兑取,除偿还本金外,还可按实际持有天数及相应的利率档次计付利息,利息损失比定期储蓄少。投资者如果持有到期,到期后一次性支付本金和利息。

记账式国债以电脑记账的形式记录债权,通过无纸化方式发行和交易,可上市转让,流通性好。它的期限有长有短,三年以内的中短期国债大多采用记账式国债的形式发行。

储蓄国债(电子式)是凭证式国债的延伸,它诞生于2006年。相当于凭证式国债的电子版,与凭证式国债的期限、利率均相同,但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储蓄国债(电子式)相较凭证式国债来说在便捷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面世以来受到广大投资者欢迎。

特别国债顾名思义,就是有特殊用途的国债。我国目前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1998年8月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而发行的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第二次是2007年为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而募集的特别国债。第三次是2020年,国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对象主要是机构投资者。

2008年,来势汹汹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造成了巨大冲击,后来引发了罕见的欧洲债务危机。学者普遍指出,造成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则是欧洲经济增长长期乏力,过高的社会福利又令公共财政捉襟见肘。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宣布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远超欧盟规定,引起一片哗然。很快,全球三大评级公司均下调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欧洲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帷幕。

从2010年起,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受到希腊的牵连,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2010年9月30日,爱尔兰宣布,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预计当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2%,实属史上罕见。2010年11月21日,爱尔兰政府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成为继希腊之后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二个欧元区成员国。

2011年5月16日,欧元区财长同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向葡萄牙提供78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葡萄牙成为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三个欧元区成员国。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核心国家也陆续爆发债务危机,甚至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在2012年失去了3A级别的主权信用评级。

本周三,2021年储蓄国债开始在全国发行。国债即国家公债,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今天的人们或许想象不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债是为战争而准备的,是交战国庞大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它帮助英国打赢了绵延百余年的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国债身上已经不再散发硝烟味道,而是转型成为一个国家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是老百姓眼中热门的投资理财产品。

政府向民众借款或发行债券以应对外部危机,是欧洲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像威尼斯、热那亚、比萨这样商业发达的城邦,经常为了争夺商路而发起战争。但是城邦的税收收入有限,政府的财力不能满足突发战争的急迫需要。怎么办呢?只有借钱一条路。如果向金融资本家直接借钱,城邦的统治者就很容易受制于人,最后即便仗打赢了,大权也可能旁落于金融资本家手中。更好的办法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向本国普通公民借钱。1174年,威尼斯为了和君士坦丁堡开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公债。

这种公债是强制性的,每个威尼斯人都必须买。但它不同于税收,因为政府承诺会赎回债券,而且债券持有人还能得到每年5%的利息收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威尼斯军队在出征前突然遭遇瘟疫,不战而败,威尼斯的统治者没能力偿还债务本金,但一直按期支付利息。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短期政府债券,演变成了长期政府债券。

政府公债的发明为欧洲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首先,每个人都是政府公债的持有人,个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高度绑定,这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和公民意识。其次,政府公债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形式。政府公债的平均回报率在5%左右,长期以来欧洲土地的地租收益率也是5%左右,即持有政府公债和拥有土地的财富收入是一样的,土地不再是唯一的财富形式。在一些反映欧洲中世纪风情的小说中,富人们的财富主要就由土地和政府公债这两部分构成。

到中世纪晚期,政府公债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走向金融市场,成为一种不错的投资品。由于一个城邦的政府公债可以在市场上被自由买卖,购买主体可以是本国公民,也可以是海外投资者,甚至是交战方的公民,因此政府公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局势。

现代意义上的国债,最早诞生于英国。它的初衷同样是为了招兵买马。在英国从偏居欧洲一隅的岛国到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的扩张道路上,国债发挥了巨大作用。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士二世的非暴力政变。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使英国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体制。次年,被推翻的詹姆士二世得到爱尔兰支持,英国与爱尔兰开战。爱尔兰战败,詹姆士二世流亡法国,英国又加入了以荷兰为首的反法大同盟,参与了长达九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英国靠什么支持这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首先是靠增税。1688年到1697年间,英国的税收增加了一倍,主要是开征了土地税,随着海外殖民地的不断增加,土地税占到当时英国政府税收的一半以上。然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烧钱程度非比寻常,仅靠税收无法保证军费需要。

于是在1692年,英国议会开始考虑以议会税收为担保进行长期借款。英国议会通过了与国债相关的法律,确保了国王的借款。与此同时,议会任命了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委员会,就以议会税收为借款利息的信用担保、举借长期借款的用途等作出调查。此长期借款自1693年起筹措,到1698年时总共借得690万英镑。至此,国债作为一种制度在英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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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战争后,英国开始了长达百年的霸权争夺战,先后与西班牙、瑞典、法国、俄国等欧洲诸列强交手。百年来,起于欧洲的战火从大西洋烧到了西非、北美、中美、南太平洋等地。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掠夺了大量殖民地,并经历了北美独立战争和与拿破仑军队的争霸战。为应对不断激增的军费开支,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革命。

“光荣革命”之前,欧洲的国王们为了给战争融资,经常要举借大量债务,但这样的债务往往因为国王的死亡或者国王的反复无常而违约,因此人们认为,国王的信用总是靠不住的,不愿意借钱给国王。相对于生命有限的国王,议会或政府的寿命更为长久,政府作出的承诺比国王的承诺更为可信。当然,政府的承诺并不是空口承诺,而是以实实在在的税收为保证的。

1694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它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英国国债的承销和偿还。一旦政府发行国债未遂,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就会用自己的财产认购国债,然后投入到市场中。这样,政府发行的国债获得了流动性,公债二级市场也发展起来。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手中掌握着发行纸币的权利,可以让自己的风险得到对冲。

从海外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财富为政府税收提供了保障,英格兰银行这一创举使得政府的债务安排更加合理。在多重有利因素作用下,英国国债的信用度越来越高,认购者越来越多。信用度高了,利率自然越来越低,英国国债进入了良性循环模式,这为英国称霸全球奠定了雄厚的财政基础。相比之下,当时的法国、普鲁士等国家没有代议制机构,人们不信任国王。国王举债十分艰难,只得接受高利贷,而借高利贷的结果就是违约和赖账事件频发,人们更加不信任国王。

在儒家“量入为出”理念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思想影响下,中国虽然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发行过正式的政府债券。历代王朝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利用通货膨胀,宋、金、元、明等朝代都出现过滥发纸币而导致的经济混乱;二是皇帝向老百姓摊派,增加苛捐杂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就在其代表作《捕蛇者说》中抨击了统治者的这种行为。

直到晚清,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对债务特别是政府举债行为有了新的认识。鸦片战争以来,太平天国和对外作战使得清廷陷入内外交困的财政窘境中。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战争所需的军费及战后赔款使清廷背负巨额外债。仅1894年-1898年间,不包括铁路借款在内,清政府所借债务高达3.5亿两白银。后来的庚子赔款又是4.5亿两。到1902年,清廷债务余额接近8亿两银子。对于一个没有财政赤字经验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国内没有政府公债制度,清政府只能依靠从外国银行借来的钱拆东墙补西墙。以甲午战争的赔款为例,1895年《马关条约》要求中国给日本2亿两赔款。为了实现这些支付,清廷第一笔借款是从俄国与法国银行借1亿两,其中一部分作为第一期赔款,另一部分用于从日本手中“赎回”辽东半岛。第二笔借款是从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借款1亿两,支付日本的第二期赔款和第三期利息。两笔都以清朝的海关关税作质押。

为支付余下的赔款和利息,在知识分子兼商人黄思永的建议下,清廷开始仿效西方发行名为“昭信股票”的国债。名为股票,实是公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内发行政府债券。昭信股票期限20年,年息5%,目的是融资1亿两库平银。据《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记载,清廷命令官员向出借商民出示“部定章程”,杜绝官吏勒索,并针对此前借债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既不责以报效,亦不强令捐输,一律按本计利,分期归还”。为昭示诚信,1898年3月2日,户部拟定了《昭信股票详细章程》,100两面额的股票券印制了50万张,500两的印制了6万张,1000两的印制了两万张,共发行债券额度为1亿两。清廷还在户部专门设立昭信局,遴选专员负责股票发行等事务,并责成各省藩司设立昭信分局,负责各省地方股票发行,同时对股票样式、负责机构、运作方式等也做了详细规定。但由于政府公债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官员又借机牟利,昭信股票发行终以失败结束。御史徐道焜在奏折中说:“数月以来,所集之款,不过百分之一、二,而流弊有不可胜言者。”

虽然昭信股票于1898年9月以失败告终,但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名义对内发行债券的标志性事件,昭信股票发行的意义重大。它打破了天子作为神坛上最高统治者的神话,以往乾纲独断的天子被置于债务契约中,以世俗社会中的债务人身份履行债务责任。这为近代中国打破封建统治秩序,培育近代民主意识埋下了伏笔。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再次发行“爱国公债”。然而这笔公债尚未发完,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北洋政府时期曾发行“公债票”,后更名“国库证券”,但是由于当局屡屡失信,“国库证券”无法继续发行下去。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发行的政府公债主要由银行兜底承购,民众认购比例很小,募集的资金主要投向煤炭、电力、钢铁等产业,对改善国内经济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引发法币大幅贬值,财政部强令银行垫款维持公债筹资,公债发行和通货膨胀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被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为“烟雾下之通货膨胀”。全面内战爆发后,投资者的财富被当局彻底收割,政府债信丧失殆尽,国家经济与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

几乎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49年12月30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关于发行第一期公债批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国债。

之所以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首先是将其赋予了“人民胜利”的内涵,其次由于该公债的募集和偿还均以实物折合的人民币为计算标准,所以叫“折实公债”。这样是为了让公债免受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第一期公债的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斤、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此项平均市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十日公布一次。公债总额为两亿分,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分五年偿还,年息五厘,每年付息一次。这笔公债的发行是成功的,虽然总金额不大,但它在减少现钞、稳定物价、缓解新政权财政困难方面发挥了特定的作用。

1954年到1958年,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建设,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又连续五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每一期发行额为6亿元,共30亿元,主要用于156项重点工程。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于1968年完成还本付息。

1990年以来,我国国债品种有了较多创新。目前主要有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特别国债四大类型。

凭证式国债从1995年开始发行。它是由财政部发行的,有固定面值及票面利率,以纸质收款凭证记录债权债务关系的国债。凭证式国债从投资者购买之日起开始计息,可以记名、可以挂失,但不能上市流通。投资者购买凭证式国债后如需变现,可以申请提前兑取,除偿还本金外,还可按实际持有天数及相应的利率档次计付利息,利息损失比定期储蓄少。投资者如果持有到期,到期后一次性支付本金和利息。

记账式国债以电脑记账的形式记录债权,通过无纸化方式发行和交易,可上市转让,流通性好。它的期限有长有短,三年以内的中短期国债大多采用记账式国债的形式发行。

储蓄国债(电子式)是凭证式国债的延伸,它诞生于2006年。相当于凭证式国债的电子版,与凭证式国债的期限、利率均相同,但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储蓄国债(电子式)相较凭证式国债来说在便捷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面世以来受到广大投资者欢迎。

特别国债顾名思义,就是有特殊用途的国债。我国目前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1998年8月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而发行的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第二次是2007年为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而募集的特别国债。第三次是2020年,国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对象主要是机构投资者。

2008年,来势汹汹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造成了巨大冲击,后来引发了罕见的欧洲债务危机。学者普遍指出,造成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则是欧洲经济增长长期乏力,过高的社会福利又令公共财政捉襟见肘。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宣布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远超欧盟规定,引起一片哗然。很快,全球三大评级公司均下调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欧洲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帷幕。

从2010年起,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受到希腊的牵连,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2010年9月30日,爱尔兰宣布,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预计当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2%,实属史上罕见。2010年11月21日,爱尔兰政府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成为继希腊之后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二个欧元区成员国。

2011年5月16日,欧元区财长同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向葡萄牙提供78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葡萄牙成为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三个欧元区成员国。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核心国家也陆续爆发债务危机,甚至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在2012年失去了3A级别的主权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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