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六年与一秒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出席,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资料图片

中日复交“分两步走”的主张,是周恩来征得同意后提出的。1972年接见自称替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探底”的日本公明党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主张,后获日方同意。这个“两步走”是:先发表联合声明,再“搞一个和平友好条约”;先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再以法律形式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将其上升为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律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保持定力和掌握大局的战略眼光。

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并发布象征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中明确写道:“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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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国关系此后的顺利发展,中方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之际,以时任中国外长乔冠华的名义致函日本时任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周恩来当时明确强调,“和平友好条约要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来写”,还特别提到联合声明第七条的内容,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时,因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日本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直至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正式缔结之前,是否要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主要分歧,也是谈判一度停滞不前的根源之所在。在最后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正文中,相关部分以中方同意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内容而各得其所。

“条约全文虽不足一千字,但从酝酿到缔结历时六个春秋。其间,中日双方各自国内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换。”前后6次常驻日本的资深外交官王泰平后来曾刊文感慨说,中方当事人先后有、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经历了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

与前后6年的漫长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和平条约谈判期间,接任周恩来领导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一秒钟”理论。

1977年9月,两个月前刚刚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的,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会见中,抓住新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很快传到了日本,极大鼓舞了一批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也为谈判向前推进按下了“加速键”。“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1978年8月会见应邀访华的日本外相园田直时,充分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求大同、存小异”的灵活的外交方针。他提出,“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王泰平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缔约成功,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局。”

1972年金秋,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日本正在对最大的西洋式建筑、天皇赤坂离宫进行改建为迎宾馆的工作。田中对周恩来说,待这座迎宾馆改建完成后,希望周总理能够成为第一位客人。周恩来当时笑着回应:“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我一定会去日本访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田中到访北京之前,周恩来总理已经被确诊身患膀胱癌。

6年后,1978年金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的仪式。日方安排下榻的地点,正是赤坂迎宾馆。此访实现了周恩来生前的遗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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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复交“分两步走”的主张,是周恩来征得同意后提出的。1972年接见自称替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探底”的日本公明党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主张,后获日方同意。这个“两步走”是:先发表联合声明,再“搞一个和平友好条约”;先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再以法律形式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将其上升为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律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保持定力和掌握大局的战略眼光。

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并发布象征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中明确写道:“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随着两国关系此后的顺利发展,中方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之际,以时任中国外长乔冠华的名义致函日本时任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周恩来当时明确强调,“和平友好条约要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来写”,还特别提到联合声明第七条的内容,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时,因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日本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直至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正式缔结之前,是否要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主要分歧,也是谈判一度停滞不前的根源之所在。在最后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正文中,相关部分以中方同意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内容而各得其所。

“条约全文虽不足一千字,但从酝酿到缔结历时六个春秋。其间,中日双方各自国内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换。”前后6次常驻日本的资深外交官王泰平后来曾刊文感慨说,中方当事人先后有、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经历了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

与前后6年的漫长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和平条约谈判期间,接任周恩来领导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一秒钟”理论。

1977年9月,两个月前刚刚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的,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会见中,抓住新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很快传到了日本,极大鼓舞了一批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也为谈判向前推进按下了“加速键”。“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1978年8月会见应邀访华的日本外相园田直时,充分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求大同、存小异”的灵活的外交方针。他提出,“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王泰平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缔约成功,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局。”

1972年金秋,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日本正在对最大的西洋式建筑、天皇赤坂离宫进行改建为迎宾馆的工作。田中对周恩来说,待这座迎宾馆改建完成后,希望周总理能够成为第一位客人。周恩来当时笑着回应:“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我一定会去日本访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田中到访北京之前,周恩来总理已经被确诊身患膀胱癌。

6年后,1978年金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的仪式。日方安排下榻的地点,正是赤坂迎宾馆。此访实现了周恩来生前的遗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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